陈伯达，1904年出生于福建惠安，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在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同年便远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学深造。
1930年归国之际，我先后在北平的中国大学、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以及马列学院担任教职，同时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多个重要机构供职。期间，我撰写了《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当时中共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
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随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召开后，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伯达抵达延安之际，恰逢陕北公学初创阶段，急需师资力量。鉴于他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担任教职，中共中央组织部遂将其派往陕北公学，担任教员一职。
陈伯达所被任命的职位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鉴于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由毛泽东担任，陈伯达亦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毛泽东办公室的副秘书长。
自那时起，陈伯达便始终伴随在毛泽东左右，其职务也屡次更迭：起初，他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担任秘书，随后随着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张闻天出任院长，陈伯达则肩负起秘书长之职，同时兼任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不久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组建，亦见证了陈伯达被擢升为主任的重要时刻。
他的职务虽然在不断变动，但实际上一直在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由于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进入中共高层，接触到中共高级机密。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工作岗位却显然占据要职。陈伯达以后得以飞黄腾达，起飞的起点便是毛泽东的秘书这一职务。
1945年，陈伯达于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尽管当时中共党员人数已逾120万，但中央委员会成员依旧保持着高度的精简。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总计仅有77人。在得票数排名中，陈伯达位列中央候补委员第三位。至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得以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任命了五位秘书协助中共中央主席，他们分别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与江青，这五位秘书因其重要性而被誉为“五大秘书”，其中陈伯达担任首席秘书一职。彼时，中共中央主席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因此这五位秘书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秘书角色。
陈伯达与胡乔木担任政治秘书一职，叶子龙负责机要秘书的职务，田家英主管日常秘书工作，而江青则专司生活秘书的职责。
毛陈在天安门城楼对话
林彪、陈伯达在天安门。
陈伯达受审
林彪为何提出“天才论”并倡导设立国家主席职位？
毛怒因何？
主角林彪，中枪的是陈伯达。
这些疑问如同弥漫在庐山脚下山谷中的迷雾，令人难以捉摸。若不解其中缘由，便难以领会庐山会议那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风采。
“天才论”实际上是老调重弹。在此次修改宪法中要提到毛泽东。此前对毛泽东的评价，最权威的无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段话随着《毛主席语录》的问世，成了毛泽东的“专用”评价语言。林彪本人也在多次讲话中，称颂毛泽东是“天才”。
在中共九大召开之际，该表述曾一度被纳入政治报告及党章草案之中。然而，在毛泽东审阅过程中，他决定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词汇，仅保留了“继承、捍卫和发展”这三个动词。
这表明，毛泽东对于近年来日益猖獗的个人崇拜风气持有警觉之心，甚至产生了反感，并有意在此方面进行降温。
在1970年12月18日的一次书房会面中，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言：“过度崇拜，过分形式化是不妥的。”他进一步指出，“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需要一些个人崇拜，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再需要，我们需要调整一下，降低热度。”那么，林彪是否真正没有察觉到毛泽东情绪上的微妙转变呢？
实则，毛泽东所恼火之核心，乃在于国家主席职位之争。自新中国成立伊始，1954年，依照《宪法》的规定，我国正式设立国家主席一职。而毛泽东便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首任国家主席。
1959年，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一职，刘少奇接替其位。到了1964年，刘少奇再次顺利当选为国家主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刘少奇不幸成为批判的对象，随之被剥夺了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自此，国家主席的宝座陷入空缺，直至1969年刘少奇因病离世，这一职位始终未曾恢复。
林彪对国家主席之位充满好奇。尽管彼时他已位居党的唯一副主席，且党章明文规定其为“接班人”，然而，他实际掌握的权力却相对有限。
在党内，所有重大决策均需由毛泽东亲自定夺；而在政府层面，则由周恩来全权负责主持工作。
林彪洞悉，若欲问鼎国家主席之位，首要之务便是恢复此一职位。一旦此职位得以恢复，则非他莫属。毛泽东早已卸任国家主席，在77岁的高龄，自不可能重返此职位。
然而，毛泽东屡次表达了对设立国家主席的反对立场。在1970年3月8日，他提出了一项建议，旨在调整国家体制，主张取消国家主席的职位。
4月12日，针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林彪提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等事项的请示报告，他作出批示：“本人不再参与此事，此提议实属不妥。”
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三国演义》“孙权劝进曹操称帝”的典故，警示林彪切勿萌生觊觎国家主席之位的念头。
7月中旬，正当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之际，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他强调，设立国家主席仅是表面形式，不应因个人而设定官职。
林彪置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的意见于不顾，在23日的大会讲话中发动“突然袭击”，继续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泽东的不满可想而知。
庐山会议上，不止陈伯达一人提出了“天才论”的论点及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林彪之外，叶群、王洪文、吴法宪等亦表赞同。周恩来在东北组的发言中，亦对林彪的言论表示支持，并对“天才论”表示认同。
为何毛泽东只对陈伯达采取行动，却未涉及林彪等人？这背后原因错综复杂。一方面，正如之前所述，有挽救与教育林彪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了策略和方法的考量。
毕竟，陈伯达虽位居政治局常委之位，实则权柄有限，其在党内的影响力远不及林彪。因此，以他为目标发起攻击，风险自然降至最低。此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因，乃最高领导层对陈伯达的积怨已深。
陈伯达，系毛泽东亲自栽培并提拔的杰出人才。毛泽东之所以看重陈伯达，正是基于他深厚的“书生”气质和卓越的“理论”素养。
三十一年来，陈伯达确实为党作出了众多宣传与理论贡献，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致力于舆论引导与理论宣传的梳理总结，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
但最近一些年来，陈伯达的表现越来越令人失望，在理论工作上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屡次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犯忌的是，他还由于各种原因与林彪、叶群等人走得很近。
应当指出，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毛泽东虽偶有对陈伯达进行批评，但总体上对他保持信任。正是基于这种信任，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组建之初，便亲自任命陈伯达担任组长一职。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担任了组长这一职位，陈伯达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而攀登上权力的巅峰。
但随着“文革”的深入，陈伯达不断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排挤。
于“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昔日得力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已被逐出权力核心，陈日渐陷入孤立之境。
在中共中央，其地位日渐被张春桥取代。江青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他，连康生都嘲讽这位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是“乌龙院院长”。
陈伯达孤独之际，亟需寻觅新的“支撑”或“盟友”。然而，在政治局常委中，毛泽东与周恩来似乎并不适合这一角色。经过一番搜寻，陈伯达最终将目光投向了林彪。
此刻的林彪，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张，然而身边缺乏值得信赖的“文字高手”。于是，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保利配资-配资平台最新消息一览表-配资炒股开户网站-广州证券公司配资一览表最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